武汉“桂梅”校长：“她的办学理念总是与时俱进”

历史峰值的概念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当年的最大量，或者增速最高的那个点，我称其为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房顶，2014年达到了，这之后房地产投资总量上会持平然后一定幅度的回落。

与此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韩国（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兰教）。如果我们懂得了法官和医生是怎样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明白，本土的政治领袖们应当具备怎样的智识与豁达，才可说是令人信服的，于是才可获得使政治领导成为有效的那种权威性（汪丁丁，2008，智识与豁达：未来十年政治领袖的品质，《财经》杂志评论员文章）。

回到主题，假如我们缺乏政治智慧，假如我们试图将例如新加坡那种只适用于小邦寡民的威权主义经验借鉴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可以将各级政府的权力扩张到足以像新加坡政府控制新加坡这样一个城邦的社会生活那样控制中国的社会生活，注意到权力有强烈的收益递增性质——即权力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们不难想象，如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市场经济将被如此强大的政府权力完全摧毁。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市场经济视为官僚们的公共财，官僚们竞相追逐更大权力的行为必定导致公共财悲剧。我相信，读者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不难判断，大国不能以小国为师，因为当一个小国的成功经验被一个大国持续复制到足够大的范围时，政治领袖们还有能力（实践智慧）有效管理这些复制出来的小国吗？这是一个希克斯早已看到解答的问题。既然如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旨在使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不再仅仅依赖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能力——大国就无法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复制任何小国的经验。恰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样，大国的知识分子在模仿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社会转型期，敏锐地感受到被边缘化的痛苦，从而奋力反抗西方的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郑大华等译。

将国家转换为社会，是可能更富于成果的思路转换。阿罗的思路，首先将社会转换为组织，从而可以只研究组织的效率问题。城市居民住房由政府提供，也为农民工入户城市创造了条件，使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能够同步发展。

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完成住房制度由私营变为公营的改革，为以后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在全资会建立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关停在行业中技术和管理最落后的企业和矿山，矿山收回，设备和厂房拍卖，用于其他投资及职工的安置。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具体做法，是规定一个时间段，让持有国企股票的股民选择是否成为该企业的股东甚至董事，股东拥有的股票要达到一定数额，董事的股票额更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产权的概念，只能是共有制。由此造成了今天三期叠加、四降一升的困难和严峻局面。

这样的股市对企业来说，只起到圈钱的作用，起不到监督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从整体来看，全球市场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略的务实主义，所以在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就更应该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不同代理股东由于资历不同，经营的资产数量有差异：有些代理股东经营的资产多，可以进入董事会。三 公共侧三项改革，精准地、关键性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提出的基本目标，其中，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和公共教科文去行政化改革精准地、关键性地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城市居民住房公营改革精准地、关键性地落实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

他说，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多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这五期中，除过经济增长换挡期有其客观必然性以外，其他四期不能不说是由于以前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不到位、决策行为短期化造成的。股市本来是在资本合作经营和必要时交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是基础，交易是必要，投机是副产品。只有用于其他投资的资本才作为全民所有资本进入计算和经营。

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 现有国企的资产，实质上是全民所有资产，但不可能所有公民都成为股东，那样因为股权太分散，仍然形不成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

过去我们都提公有制，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说得通。这两项改革，也可以说是对邓小平提出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和落实的方案。

这才是最需要的精准的改革，因为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这种平衡，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有期望的人，股票数不够，可以买够。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到没有弄清楚、处理好这些关系，出现了许多理论、制度、决策上的漏洞、空子和偏向，使得化公为私、化共为私、公权谋共、公权谋私、营公谋共、营公谋私、损公肥私、损公肥共、损共肥私等行为往往能够成功，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思想混乱由此而加剧。公共侧改革，包括城市居民住房公营、全民所有资产（国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公共教科文去行政化等三项关键性改革和与其配套的改革。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共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多数代理股东经营的资产少，不能进入董事会，但有着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东所拥有的权力和责任，也可以进入监事会。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改变，就像人体没有免疫力。

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家的升迁是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

这样可以逐步改变我国股市的风气，使其更好地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克服过度投机，降低股市风险。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使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研人员，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怎样获得行政职务并不断得到提升方面，而不是放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方面。

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减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二是该管的事没有管到底。公共侧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改变这种局面。这三项关键性改革就是要纠正我国过去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严重扭曲和阻碍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文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如果细分，私人包括私有、私营、私用，公共包括公有、公营、公用、共有、共营、共用，公共与私人相互及其内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

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如果要总结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失误，那么就是接二连三的选择错误，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房地产唯经济政策（忽视了其社会政策的一面），等等。

五期叠加造成了严峻的经济社会文化局面，迫使当局不得不采用包括用行政手段三去一降一补、强化维稳和钳制舆论等极端做法来应对照理说恢复正常增长，必须把那些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掉，但实际上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都还没有推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财政赤字提高到3%，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突破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疑问 世界经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到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复苏，欧盟的增长率在1%左右，日本去年负增长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采取了负利率的政策。在国内外有很多人对上述目标没有信心是因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下滑，国外跟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造成的。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外很多声音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不改的话不可持续，要改的话，可能会把原来的矛盾激化。但这一两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普遍不好，所以大家特别关心中国这个引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对世界的增长做贡献。

但对于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能不能达到？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到去年增长率6.9%。第一方面，过去消费的比重占GDP为40%，但去年2015年已经达到66.4%了，增加很多了，但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把消费比重调整过来，经济就会好，相反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其他高收入高表现、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我国的台湾、韩国等的表现。有好的投资，那肯定要有资金。